11月份中旬，科技部宣布成立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推进办公室,并公布首批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名单。涉及百度自动驾驶、阿里城市大脑、腾讯医疗影像、科大讯飞智能语音，四个首批国际人工智能创新平台正式公布。12月份，乌镇全球互联网大会再次锁定AI这个核心主题。
 
    以智慧技术为导向，人工智能产业正在成为“信息革命”的核心热点。这必然影响到大屏视听产业的发展格局。例如，阿里系主导的城市大脑平台，在大屏产业又叫做智慧城市系统；腾讯医疗影像平台，更是直接与多媒体识别技术相关联，是可视化大屏行业典型应用之一。
 
 
    然而，与国家四大人工智能创新平台的“巨头”格局比较，大屏视听产业具有“市场主体个头小”、“市场分布分散”的特点。这与智慧时代、人工智能技术强调的“高度平台化”、“深度科技创新”、“应用体系化和网络化”、“运营主体巨头化”的需求形成了巨大反差。
 
    面对智慧AI时代新需求，大屏产业准备“有限”
 
    国家为何要设立“人工智能创新平台”国家“项目”呢？这不仅仅是因为，人工智能是下一个巨大的新兴产业的风口、是国际经济竞争的新“智制”高点、是关系国家综合安全的新兴技术领域，更是因为人工智能应用具有“分散”和“集中”的双重特征。
 
    以城市大脑（智慧城市）为例，其视频监控信息的来源一定是分散的——一个个探头；这些探头的业主也是分散的——包括交管、公安、企业、居民家庭、内部系统；这些探头背后的硬件支撑系统也是分散的——包括多种存储技术和存储设备的空间存在、不同的联网状态、不同的数据服务和运营主体……
 
    这还仅仅是分析“视频探头”这一个典型传感器应用，如果在结合更多的公共和私人部门产生的“影响公共空间的城市型数据”，那么可以看到，城市大脑首先面对的是一堆“天然分散”的数据源。但是，智慧城市建设的手段和过程却是“集中化”——警察追踪罪犯，不可能依赖一个系统、一个传感器，他的工作一定是在一个复杂的区域信息数据网络上实现。传统的方法是一个个的探头调录像，然后肉眼识别。这种方式的即时性非常差、工作负荷非常高、且容易产生疲劳原因的内容遗漏。
 
    而智慧城市、城市大脑，就是要解决“海量数据”与“个体的应用结论”之间的“劳动效率”匹配问题。其解决该问题的手段，必然是通过数据信息的集中处理。
 
    如果对人工智能在城市大脑应用的“分散”与“集中”的认识，只是到此为止，那么还没有揭示这个系统的本质。实际上，更大的分散不是源于“数据的起始”，而是源于“应用结论”的需求者——这些需求者可能是政府的任何单位、必要的社会法人组织，以及一个偶然的普通公民。对于后者，比如失物的寻找——对于传统的安防视频信息应用模式，一个小的失物搜寻，难以承受巨大的数据调度成本——如果这项工作由计算机自主完成，其效率会是千万倍的提升。
 
    所以，两头分散、中间集中，这是任何智慧系统应用的特征。这个集中的部分，也是今天产业创新的关键、技术突破的核心，更是大屏产业的用武之地。
 
    再来看看大屏产业的传统格局：大屏产业的发展直接受到“探头分散性”的影响。传统的应用模式是“一个业务需求一个大屏中心”、“一个部门系统一个大屏中心”。所以，出现了一些大屏企业擅长煤炭行业，另一些大屏企业擅长轨道交通，一个大屏企业在华北市场影响巨大，另一个企业主力销量来自于华南市场，一个企业在DLP拼接技术上非常强悍，另一个企业则主要依靠液晶拼接闯荡市场……
 
    对此，业内用行业发展的“多重不平衡”来形容。包括区域市场不平衡、竞争技术不平衡、企业个头不平衡、应用层次不平衡等等。这些行业特点与智慧时代，信息系统高效应用的“大脑集中”的需求形成了不小的矛盾。
 
    比如，由于市场缺乏真正的巨头，所以产品标准化成为问题。订制化的应用，看似最符合每一个最末梢采购者的需求，却在系统大规模联网、数据大规模空间和时间迁移时代，成为一种障碍。在例如，从实力角度看，新的智慧创新、大型可视化网络系统，需要企业具有“更强大”的业务支撑能力、多样性的系统实现技术，需要企业从软件到硬件、从显示到通讯的“强大深度集成与创新”能力。
 
    同时，从产业远景看，中国市场是全球最大的独立大屏视听市场。也是技术更迭、创新发展最快速和繁荣的市场。这样的市场本应该诞生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行业领袖——中国份额第一的品牌，自然就应该在全球市场举足轻重。但是，现实却是大屏视听行业诸多领域，本土企业缺乏国际话语权、产业关键进步还处于跟随国际巨头的阶段。究其原因则是，“分散化”的市场业务和“不平衡”的产业构成，让业内企业缺乏“长期创新、基础技术跟踪和战略规划”三种能力。
 
    总之，国内大屏行业的现状无法应对未来智慧时代大屏视听产业的“应用模式”变化。这对于大屏视听行业而言这是一个巨大挑战，同时也意味着一个创造产业巨头的时代即将来临。机遇与挑战并存，未来属于“勇敢且又智慧”的人。
 
    巨头时代如何来临，智慧需求“提纲挈领”
 
    摆在大屏视听产业面前的首要命题是什么？即如何与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平台合作与对接。或者说，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平台如何在具体项目上实现与各种硬件资源的“有机协同”。
 
    这里面涉及的基本逻辑关系是：业主、平台、用户、供应商四者的商业关系。与传统大屏产业的商业模式“供应商”对标“业主即是用户”的甲方乙方关系已经大为不同。四方关系，意味着可以创造出多种完全不同的“商业模式”。
 
    例如，运营化的系统体系——用户把几乎所有具体实现事项外包给平台，平台负责建设、开发，用户则租赁服务。再例如，业主保留系统的所有权，但是建设过程全全委托给供应商，供应商负责与应用平台技术的对接，业主为平台和供应商付费，并向用户收取费用。甚至也可以供应商拥有系统所有权，向平台技术提供者支付一定费用，并维护整个系统运行，用户定期提供必要的服务费用。
 
    总之，智慧时代的大屏视听可以不是“简单建设交付”的甲乙方关系，建设交付的对象也不一定是用户或者最终业务业主。大屏视听工程可以创生更多新的商业模式。但是，无论是哪种商业模式中，大屏视听企业都必须融入“平台生态”。而平台自身的大规模、巨头体量，导致这是一个天然具有垄断性质的环节。与垄断化的平台进行长期商业合作，一定会促进大屏视听产业领头羊业务的规模化、市场份额的集中化。
 
    另一方面，智慧化时代的“业务模式”，也会对用户提出相应的挑战。如果只是建设一两个路口的监控系统，这比投资可以顺利在政府或者企业、园区的预算上获得批准。但是，如果要一次性升级一个较大的，乃至一个城市、一个地区范围的网络，很多“传统业主”则难以承受一次性支付的巨额成本。
 
    这种行业发展特性，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公共智慧平台建设中的“融资问题”。典型的情况是，政府的收入以税收为主，具有“细水慢流”的特性。大型智慧系统的建设则具有“必须一次性形成规模，才能投入应用发挥效益”的特性。二者之间形成了“收入和支出”的时空错配。
 
    传统的解决方案是，通过城投集团，以政府信用背书，获得银行贷款融资。这种模式显然增加了政府这个“最需要稳定”的市场主体的“风险”，同时也增加了资金的“获得成本”。而未来更为标准化的模式则是“PPP”。即政府以承诺的偿还能力和标准化的税收收入为基础，通过项目自身与“社会资本”合作，实现基础信息系统的建设。
 
    对于PPP模式的好处，不言而喻——不仅提升了政府的财务水平，也加快了项目的落地。但是，这种模式也具有坏处，其中重要的一点是“需要承建者具有融资能力”。在大屏视听产业，具有围第三方融资能力的企业并不多，开展PPP业务的企业、实现融资化经营的更是寥寥无几——然而，这又是智慧时代，面对“大型项目集中化”趋势，大屏视听产业商业模式中不可或缺的一环。
 
    因此，在智慧时代，大屏视听产业至少从“商业模式和伙伴关系”方面具有趋向巨头化的趋势；在“融资”方式、项目运作过程上具有“金融化”，进而巨头化的产业趋势。除此之外，在“产业经验复制”上，大屏视听行业也具有“巨头化”的趋势。
 
    什么是“产业经验”的复制呢？一方面是国内项目的复制过程，例如A城市的某一个智慧应用被推广到B城市。B城市作为业主，首位的合作对象选择一定是A城市项目的建设者——尤其是当这个项目的个头更大、技术性更强、创新性更突出的时候，这种“产业经验复制”就会越为明显。
 
    另一方面，国内大屏视听产业的实践，特别是市场集中化、巨头化之后，必然形成连锁效益——例如，其应用模式、技术规范的行业标准化会增强；更强的经济和产业实力，也会使得这些企业对于国际化、抢占全球市场更有兴趣和实力；跟随人工智能国家平台的成长步伐，这些视听大屏企业也将获得“搭车出海”的机会……这一系列国际化的“产业经验复制”，将创生一批本土的国际巨头。
 
    “大树底下好乘凉”——这句话适合于智慧时代的大屏视听产业和信息化应用；同时，“大树底下不长草”——这句话也适合智慧时代的大屏视听产业和信息化应用。——智慧时代，智慧大屏的到来，是机遇也是挑战。哪一家企业将从中脱颖而出，成为行业巨头、乃至国际巨头，将是未来三到五年，大屏产业一场波澜壮阔的大革命！